积极财政政策对明年经济具有定盘星效应。
21日至22日，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，总结2023年财政工作，研究部署2024年财政工作。会议明确了落实过紧日子要求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六个方面的工作要求；强调支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等八个方面的支持工作等。
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，当前各地的风险承载能力各不相同，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，首先需维持基层“三保”（保基本民生、保工资、保运转），唯如此才能真正有效促进政府有所为、有所不为。这就是为何财政部将明年基层“三保”摆在最优先位置的原因。
同时，还需遵循先立后破原则，严格落实既定化债举措，如此财政才能真正腾出手来，聚焦高质量发展，着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。
这意味着财政政策的评价体系，不仅需要财政部门严肃财政纪律、强化绩效管理等，而且还需看财政受动主体的具体行为反馈和应对举措，如怎么进行均衡性转移支付，如何定义“紧日子”，及如何平衡过紧日子的约束条件与对基层官员的激励间的关系等；又如八大支持工作中，怎么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，如何评价其绩效等，不仅取决于财政部门，更受制于财政政策的受动部门的认同和接受程度。
同时，一旦财政政策目标未能完全实现，有何对应的惩罚和补偿等约束机制，这显然决定着政策的成效，决定着能否真正影响市场预期。缺乏约束机制的政策，将很难激发起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。
当前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效应，关键在如下两方面校正航向。
一方面，财政的本源是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，财政使用效率取决于谁来花和如何花钱等问题，自己花与他人帮助自己花，绩效是不一样的。将财政资金委托给他人或组织支出，可能效果并不显著，因为财政政策要发挥积极的乘数效应，并不在于支出本身，而在于激发市场的显性偏好，即财政政策提质增效，就是利用财政资金，让人们把自己的偏好释放出来，因此将财政资金委托给政府支持机构支出，其释放的是政府的偏好，而非市场偏好。
唯有通过转移支付，将财政资金直接转移到财政政策确定的最终受益主体，才能真正有效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效用；进言之，尽可能地减少财政转移支付链条，真正将财政资金严格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，让每人都能直接受益，财政政策才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效用。
一方面，是财政政策完全回归公共民生属性。当前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，不是人们不愿意支出，而是存在对可支配收入的担忧和无法对未来进行预期管理。
财政政策的要义，不是通过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，而是激发总需求。经济和市场都属于预期管理及安全控制系统，中国经济需求收缩，有一大原因在于在公共民生领域的长期缺位和不到位。如公共医疗卫生体系能否让人们走出看病难、看病贵困境，社保体系能否让人们老有所养，平稳度过人口老龄化，失业制度能否帮助人们度过暂时困难，教育资源的稀缺性能否从根本上克服，社会救济机制能否强力有效等。
公共民生问题决定着经济增长的潜力，经济社会体系对经济减速风险的承载能力，及先立后破的支撑能力，更决定着经济社会体系的韧性和弹跳力。
当前中国并不缺乏资源，而主要在于广义财政资源的分配结构，影响了经济的弹跳力。为此，若能将庞大的国有资产主要服务于公共民生，与每一个个体建立起直接补给联系，真正将所有国有资产转变成为所有居民的公共服务保障，使其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受困有所依，那么不仅将极大地为国有资产提供激励约束兼容机制，而且将丰盈公共民生，抬高中国经济的弹跳力和增长底座。
当前财政政策在夯实基层“三保”基础和巩固化债工作的基础上，应将财政资源投放重点更多放到公共民生领域，唯有如此经济社会才能承受起风高浪急，驾驭更加复杂的经济社会情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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